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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案例

31年来只认准这一个行业

来源:未知日期:2019-06-19 03:08 浏览:

  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在积极发展工业的同时,重视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安全,把“改善劳动条件,加强劳动保护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中。各行业都相继制定了劳防用品的发放原则、范围和标准、使用年限、供应渠道、管理方法的统一规定,并规定了每年的支出费用以及人均额度。

  蓝大褂、白围裙、纱手套、袖套、胶鞋这些或许是老一辈产业工人记忆中印象最深的物件了。劳动防护用品的更新换代,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巨变。而今,劳防用品日益丰富多样,产品越来越专业化、科技化、时尚化,全方位守护者劳动者的健康安全;企业为劳动者配发的劳防用品标准逐年提高,劳防用品市场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  在钢铁企业工作了40余年,即便退休多年后,市民张真荣仍清楚地记得初进厂时,领到了一套藏青色的工作服、一顶工作帽、两副纱手套、一副蓝袖套,这身劳防用品,伴随了他很多年。

  “不同的工种、车间,分到的劳防用品是不一样的。”张真荣介绍说,他在普通车间工作,工作服的面料是卡其布的;炼钢工人的工作服和手套是防火的帆布材料;电焊工有特殊面罩和防护手套;电工会发橡胶底的绝缘鞋;如果是室外作业的工种,还会发安全藤帽、雨衣、中帮套鞋等。后来,他调到后勤部门,发了一件长款蓝色罩衫,“款式和医生的白大褂差不多,好多科研人员都穿蓝大褂呢”。

  张真荣坦言,工作服是不会穿回家的,在他的印象中,藏青色工作服又粗又硬,优点就是耐穿、耐洗。天热时,工作服里穿背心,天冷时,厚外套上再套工作服。他的工作经常和机床打交道,身上难免碰得一身油污。以前是六天工作制,每周六的下午,他和同事们就在单位里洗工作服。“手搓是洗不干净的,要涂肥皂,用板刷用力刷,反正料子很厚实,刷不坏。等穿了一年半到两年,又要发新的了。”

  不过,手套是从来不洗的,因为这是易耗品,不同的部门每个月会发2-4副手套。张真荣说,厂里发的纱手套他每个月刚刚够用,但也有比较节约的人,天长日久倒也攒了不少存货。“因为那个时候绒线要凭券供应,所以就有人把白色的纱手套拆开,把纱线进行染色后,和绒线混在一起织出线衫线年代,劳防用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。“首先是材质上的变化,工作服摸上去柔软许多,穿起来更舒适了;颜色方面也不再是单一的藏青色,出现了深蓝、浅蓝、灰色等。”张线年以后,工作服出现了夹克衫的式样,看起来挺时髦的,上下班都能穿,“那时候厂里有了洗衣房,配备了工业洗衣机,再也用不着手工刷衣服了。”

  到退休的时候,张真荣还有两套全新的工作服,妥帖地藏在衣柜里几年都没碰过。他笑道:“穿了40多年工作服,都穿腻了,可又不舍得扔掉。后来家里装修房子,我把这两套工作服送给了装修工,他们正需要劳防用品。”

  上海人喜欢把围裙说成“饭单”,说起白饭单、白帽子,这可是纺织行业的形象标志,在1958年的电影《黄宝妹》里,纺织女工们就是这身行头,几十年都没怎么变过。

  “新进厂的工人,每个人会发2套白饭单、白帽子替换,还发印着厂名的搪瓷饭碗、杯子等,还定期发放毛巾、肥皂、草纸等日用品,每个人都有一只更衣箱。”马慧英曾在上海某丝织厂担任领导干部,对于厂里的劳动防护工作,她记忆犹新,甚至记得白饭单上有三个口袋。“左右两侧的口袋比较大,胸口的口袋比较小,挡车工习惯把拆针、剪刀、密度镜放在胸口,因为拿起来最方便,大口袋会放钥匙、饭菜票之类。”

  纺织厂也不全是女工,还有水电工、保全工、机修工等,他们的行头是背带裤。背带裤通常比较肥大,能把衣服下摆都塞到裤腰里,防止被机器皮带轮意外卷入。蓝色背带裤上也有三个大口袋,方便将榔头、扳手等工具揣进兜里。

  比起棉纺厂,丝织厂的工作环境要好很多,马慧英说:“棉纺车间里必须戴帽子,不然几个小时工作下来,头发上全是棉絮,成了白毛女。当然,丝织车间也要戴帽子,不仅是避免机器缠住头发,也防止头发丝掉进织机,当时许多女工为了工作方便都剪了短发。”改革开放后,纺织业技术大革新,喷水织机替代了有梭织机,而在“喷水车间”工作的职工,其劳防用品也更新换代了。考虑到喷水车间潮气重,长久在此工作容易引发关节炎等职业病,白饭单已起不到什么防护作用,车间里不论男女都穿上了防水背带裤,鞋子也换上了防滑鞋。马慧英回忆道:“喷水车间是恒温恒湿的,对职工来说冬暖夏凉,以前夏天没有空调的时候,厂里通过抽取深井水吹风循环,后来有了空调,工作环境就更好了。”

  到上世纪90年代,众多纺织企业“关停并转”,大量纺织工人下岗,白饭单这种劳防用品才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。

  听到“有毒有害”这个词,多半会令人产生恐惧,在上世纪80年代初,个别有毒有害工种一度还特别“吃香”,这是为什么呢?

  张学华是1981年进入上海英雄金笔厂的,她主要负责的工序是给钢笔护胆管做电镀,使之表面光亮,因而经常要接触酸碱药水等危险化学品。她回忆道,刚进单位时特别不习惯,因为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的化学品,有的车间是一股油漆味,有的是一股香蕉水味,几个月后才渐渐适应。

  “因为工种特殊,单位里劳防用品发得很齐全,上班时要穿防酸衣、耐酸套鞋,还有防酸手套、口罩等。”张学华解释道,电镀需要的酸碱溶液挺危险的,溅在普通衣服上就是一个破洞,溅在防酸工作服上也会略微褪色,时间长了,防酸衣上就留下的斑斑驳驳的花纹。耐酸防护套鞋也是同样的作用,不过如果8小时都穿着套鞋,脚就会非常不透气,闷着难受,不少人得了脚癣,“我看到厂里的前辈用揩布把脚包起来,再穿进防酸套鞋里,我也就学样照做。”而那些做电镀前处理工作的同事,因为要进行化学除油、电解除油、酸除锈等工序,则要长时间戴着防酸手套。

  说起来,这份“有毒有害”工作还是父亲托关系把她调过去的,因为待遇相对要好些。她算了这么一笔账:“当时的学徒工每月23元,奖金是9元6角,每个工作日还有1角5分钱的营养补贴,这些钱足够在食堂里吃一份有肉有菜的午饭了。对于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人来说,这样的待遇让年轻人非常满足,而普通工种是没有营养补贴的。”

  其次,劳动防护用品和设施的升级,也让张学华放心从事这份工作。她父亲也在金笔厂工作几十年,但过去没有有效的劳防用品,那时工人几乎都有鼻咽炎,鼻黏膜严重受损,甚至鼻中隔溃疡穿孔,连呼吸都觉得疼痛难耐。而到了上世纪80、90年代,从头到脚有了各种劳防用品,有的车间新增了大型排风设备,可将化学品异味排出,还有的车间安装了窗式空调,虽说是为了生产需要,但工人们在夏天工作时不会大汗淋漓了,是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。不过,由于电镀生产会导致废水、废气排放问题,考虑到上海城市的环境与环保需要,2000年后,企业陆续迁出了上海市区。

  见证40年前“黄手套”的诞生上文中张学华提到的防酸手套,其实就是PVC浸塑手套,在上世纪80年代还属于高端货。在月薪36元的年代,一副耐酸碱耐防油污的工业防护手套售价约7、8元,而到了2018年,一副防护手套也只要10多元,近40年几乎没有涨价。原上海手套二厂经理叶尔冲先生,亲眼见证了浸塑手套从无到有、风靡全国、行销40年的过程。

  “1972年,我被分配进上海手套二厂,我在这家企业服务了44年,可以说是这个厂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了。”回想往事,叶尔冲仿佛变回了17岁刚进厂的少年,在满是木架子的车间里做缝纫工。当时上海各个手套厂生产的手套品种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,不是纱线手套,就是日用绒线手套,要么就是缝制手套,产品的季节性很明显,国内还没有浸塑手套这种劳防用品。

  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,洋货渐渐输入到国内,国内出口的商品也多了起来,带动了工业大发展。外贸公司开始与上海手套二厂接洽,国外企业前往工厂考察,要求为他们长期定制加工专门制作浸塑手套的内胆。于是,有的班组一年四季在做手套内胆,开始了创汇之路,为了提高生产效率,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还发明了自动翻手套、烫手套的机器。

  美国、加拿大企业从中国订购大量手套内胆,运往本土后制作成浸塑手套,再以高价出售。看过样品的上海手套二厂技术青年惊讶不已,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防护用品,虽然核心技术在外国人手里,但能不能自主研发生产呢?恰好,厂里接到市政府指令,要为水田插秧的农民解决烂手烂脚的问题,于是在技术科的带领下,技术青年们加班加点,在厂里做实验试制“水田手套”。1979年,上海手套二厂成功研制了耐酸耐碱耐油的PVC浸塑手套,填补了国内安全防护领域的空白。叶尔冲说:“除了手模稍有变化、配方略有改进外,这种黄色的浸塑手套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几乎没有差别,就连手套边还沿用当年波浪形的裁剪。”不过,由于这种手套成本太高,农民根本买不起,却歪打正着用在了工业上,在化工、电镀、渔业、建筑、采矿等行业广受好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日本厂商来沪考察,寻找合作伙伴,不仅带来核心工艺设备,厂里的员工也得到了技术培训。顺应技术革新的浪潮,厂里经常组织相关员工去看科技电影,打开眼界:国内还在一个个手工制作,不仅效率低,制作出的产品也没有一定标准,而国外车间里都是流水线,既安全又高效。为了开发流水线,手套厂的员工还跑去搪瓷厂观摩、取经,而在以前,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几乎不交流学习。

  “虽然我们起步晚,但是中国人特别聪明,善于借鉴,”叶尔冲举例说,看到日本人做半截的浸塑手套,工人们就想到,把手模斜着浸入塑化液里,不仅用料省还透气。从实验到投产,从自动化到标准化,上海手套二厂的员工们终于攻克难题,解决了浸塑手套厚薄不均、有气泡、黏合不牢固等问题,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产能。短短几年,“黄手套”享誉全国,成为劳防用品中的明星产品。1985年,上海手套二厂正式为“黄手套”注册了“兰浪”品牌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上海手套二厂最多发展到18家联营企业规模,是当时上海纺织局旗下针织行业人均创汇最多的企业之一。叶尔冲回忆道:“那时是上海手套二厂的黄金时代,人均创汇2万多美元,上过《解放日报》头版。职工收入也是相当不错,发13个月工资,福利好,还有外贸奖。”

  据悉,上海手套二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海光手套厂,而今这家具有60年历史的老厂,与后起之秀浙江东亚手套有限公司合并,变身为上海兰浪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叶尔冲又道出了企业出让、品牌焕新的一段佳线年,浙江台州的俞清秀办起了手套厂,模仿上海手套二厂的浸塑手套产品。创业十分艰苦,他曾来到上海手套二厂找厂长拜师学艺,结果门卫硬是不让进,不轻言放弃的他给厂长写了一封长信,这才得以相见。作为企业老总,他总是深入一线开发产品,钻到基层带领业务员上门推销,拓展了全国的销售渠道。后来,俞清秀的东亚手套厂成为上海手套二厂的主要代工企业,双方合作了20多年。令人钦佩的是,俞清秀一门心思做手套,31年来只认准这一个行业,他家企业的产品从单一的工业防护手套发展到其他防护手套、功能手套和家用手套等几十个品种,年产手套9000万双,其中PVC浸塑手套销售量居全国第一,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,先后参与6个国家标准的制定。2016年,央视发现之旅推出《工匠精神》栏目,记录中国企业以创新不息、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卓越产品的故事,全国48家企业入选,东亚手套也在其中。

  60岁的俞清秀终身投入劳防手套事业,他也有意培养儿子俞捷子承父业。85后的俞捷主修材料学科,留学英国后,曾在德国BASF化工公司就职,又到美国攻读工商管理。回国创业的他思路非常清晰:研发更加科技、时尚的产品;加强终端用户渠道的开发,做好售前培训和售后服务;电商和线下商超同步拓展,开发国际市场,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。由于各种原因,2005年上海手套二厂的资产清零,叶尔冲等人出资成立了上海兰浪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。2017年,就在俞捷欲在上海注册公司时,出于对传统品牌“兰浪”的珍惜,作为俞清秀老朋友的叶尔冲提出可将“兰浪”转让给有缘人,希望能把这个民族品牌卖到国际上去。就这样,俞捷成为“兰浪安防科技”的首席运营官和研发中心总监。

  俞捷的办公桌上放着多款手套,粗看差别不大,其实分别是防滑、防寒,防酸碱的,功能侧重其实并不相同。为提升劳防用品的专业性,取得权威的定量参数,俞捷也将公司的产品送往专业机构,取得6种化学品防护和机械耐磨的欧盟CE认证。而历时4、5年研发的液态硅胶手套,如今已获得8个专利,除了耐高温,还耐强极性溶剂,手感也十分柔软、舒适、贴手。

  “2017年做了品牌换新的工作,从品牌LOGO到包装设计、配色等,都有了很大的变化,使得品牌更加专业化,同时也更加时尚化、年轻化。”俞捷介绍道,“我们专注于提升专业服务,告诉用户如何正确采购最适用、性价比最高的手套,随着企业防护意识的加强,将来会越来越容易接受高端产品。”中国劳保会位居世界第二

  “如果你去过中国劳保会现场看一看,你一定会感叹:原来劳保用品也能这么高大上!”上海劳动保护用品行业协会秘书长朱文斌说。

  中国劳保用品商品交易会(简称中国劳保会)是由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国家级专业展会,如今已发展成继德国A+A劳保展之后,世界第二大劳保展,旨在为广大劳动者提供“全方位、一站式”安全防护解决方案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6年,一年举办两届,上半年固定在上海,下半年全国巡展。数据显示,2006年,中国劳保会的展位有420个,今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2800个展位,明年预计突破3000个展位。随着行业发展,如今的劳保用品种类划分越来越精细,有头部、眼面部、足手部防护用品,防护服,防坠落用品,呼吸护具,水上救生用品等;有阻燃、防静电、拒水拒油、工装等服装材料,不仅设计更人性化,融入了科技元素,款式也更时尚。“就拿电焊面罩来说,过去是手持式,现在是头戴式,更有效地防飞溅;面罩上的防护眼镜是自动变光的,可以随温度变化而变化,不用焊一个点拿开面罩看一看了。”朱文斌说,以前的手持电焊面罩几十元钱,而高科技的变光头戴式面罩价格翻了几十倍。

  又如劳防手套,有防切割的、防穿刺的、防震的、耐阻燃的,有专业的机械救援手套,有带夜视功能的,外形也十分酷炫。安全带按结构和用途分为多种,有的还带自动缓降功能,进一步保证高空作业的安全。面向工矿与建筑行业的安全帽也趋向多功能与智能化,在传统安全帽防护的基础上,集成了照明、对讲通话、GPS定位、运动轨迹记录、音视频录像、远程监控、4G传输等功能,可以通过安全管控平台与后台人员实时沟通,彻底解放了双手。

  “随着全民对劳动安全意识的提升,企业和劳动者对于劳防用品的质量、性能、舒适度、便捷性、美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。在中国劳保会上,常有专业模特进行劳防用品的展示、走秀,而台下观众纷纷举着手机拍摄。”朱文斌说,上海的知名汽车、造船、石油、钢铁企业,早就给职工配了先进的特种劳防用品。比如加油站的工作服,就是耐阻燃、防静电、防水拒油的,御寒功能上也能与户外服装相提并论。他曾看到瑞士的环卫工人,穿着高亮反光工作服、防雨高帮靴,戴着防噪耳罩、护目镜、口罩、手套,推着扫地机清扫道路,这身装备估计也价值不菲。“让我惊讶的是,一个环卫工人看起来这么帅气,优质的劳防用品还能提升职业形象与职业荣誉感。”

  1958年,上海诞生了第一家国有劳动保护用品商店,商店开在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和接待外宾的友谊商店,后来各区县也都设立了劳保用品商店或柜台。

  在商品紧缺的计划经济时代,国有劳保用品商店在平衡资源、按计划分配劳保用布、橡胶制品等紧缺商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上海的劳防用品商店生产企业不仅供应全市500多万工人的劳防用品,每年还向外地调拨各类劳防用品,早在上世纪70年代,年销售额就突破亿元大关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变,国有劳防用品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被打破,诞生了一批民营劳保用品企业,国外企业、品牌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。截至2018年10月,上海劳动保护用品行业协会现有466家会员企业,而真正国有、集体制的企业还不到1%。位于北京西路上的上海静分劳保用品商店,曾是上海市劳保用品商店静安分店。不大的面积一半是货架柜台,另一半是办公区域,只有一位退休返聘的女职工静静地守在店里。柜台里,摆着十几种不同材质和功能的手套,货架上,安全帽、工作服、纱布口罩、安全鞋,一应俱全,只是款式看起来挺有年代感。

  计划经济时代,各企业采购劳防用品会主动找上门来,而实行市场经济后,销售人员不得不自己去联系客户、寻找代理商,市场竞争很激烈。这家商店的营业执照显示属于集体所有制,据悉,上海市劳保用品商店改成了有限公司,上海新民劳防用品公司也转制了,生产安全鞋的上海双盾劳防制品有限公司歇业了,仅剩上海红星劳保用品公司等少数企业仍为国有、集体制。

  “毫无疑问,外资品牌占据了上海劳防用品的高端市场,3M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外资品牌,知名品牌还有杜邦、霍尼韦尔、代尔塔、梅思安、安思尔、金伯利等。”朱文斌介绍道,国内制造的中高端劳防用品其品质与国外品牌相当,产品性价比很高,只是品牌知名度不够。能与外资抗衡的国内品牌不多,因此常给国外品牌做贴牌代工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英国某集团去年以1.62亿元收购了上海两家安全防护科技公司,震坤行工业超市(上海)有限公司也获得了数家投资公司的融资5.6亿元;京东、阿里巴巴都有工业品、劳防用品的一站式采购平台,甚至连做办公用品闻名的史泰博公司都想进军劳防用品。“尽管产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在减少,但人均配备标准不断提高,”朱文斌说,“劳防用品依旧是一个朝阳产业,前景广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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